通过对三统的共尊，同时称帝者五，称王者三，使任何一朝都不敢以天下惟一的主人自居，而知谨敬谦让，师法之义，恭让之礼。

孔颖达疏引子思弟子孟仲子论《维天》之诗云：称天命以述制礼之事者，叹‘大哉，天命之无极，而嘉美周世之礼也。到应接事物，也只是推这个心去。

《易·坤·文言》云：天地变化，草木蕃。那么，孟子论四端前面之对不忍人之心的反复为说，无法不引起笔者的重新注意。章学诚将敬恕之道推及研究古人之学说，可谓有识、明道、知人、知书之伟论也。孔子说，那么就学行礼乐和守忠信如何？哀公说可以，但希望忠信说多了而不致带来副作用。地体安静，是其方而能承也。

大而无物不载，是其容也。其说忠的特点是真实无伪，就是二程子所说的忠无妄，而说忠是实心，恕则是把这个心推过去及物，其用语也能让人颔首莞尔。《汉经学史》认为，这是今文经学、古文经学之争（明争）， 是也。

因此，汉武帝对河间献王的非难，实质上既是政治非难，也是学术非难。而白虎观会议的参与人员，程先生在金德建《白虎观与议诸儒学派考》的基础上，列十七人，其中古文经二人，包括汉章帝本人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。但与石渠阁会议不同在于，石渠阁会议皆为今文家，所平衡的是今文经学家法师法异说。在事实考证上，有以为武帝实未从董仲舒之议，没有独尊儒学者，有以为自汉至清皆以儒学为意识形态者。

其兴盛在哀、平之间，并波及整个东汉时期，汉末经注，也大量援引谶纬之义以说经，甚至郑玄、王肃之争，也涉及到谶纬注经的有效性问题。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，质问大义。

尊六经孔教，以之为学术思想主流，实当下国脉民命之所繫，而绝去诸子百家，并未摧毁诸子百家。其中，言谶纬起源最早者为刘师培，以为源于太古，最晚者为汉代张衡，以为源于西汉末年。而河间献王所献的古文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其尊周公，与汉世尊孔子不同，其黜《公羊》，把《公羊》特有的为汉製法、三统说等关係汉代政教的根本性问题都消解殆尽。程先生此论，不以今人的立场横加于古人，而对经学史採取同情之理解的态度，其思想内涵有几个不同的层次。

最后，独尊儒术不是摧毁诸子百家。诚然，考察两汉经学史，今古文问题可谓最核心的问题。谶纬起源，岐说纷纷，钟肇鹏先生《谶纬论略》曾说：关于谶纬的起源，历代以来，说法最为分歧。本书把今古文之争的问题，贯穿到整个汉代经学史之中。

前册即《经学教科书》第一册，其述经学史，孔子之后，分为两汉、三国南北朝隋唐、宋元明、清几段时期，分别叙述每一段时期的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附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。《汉经学史》对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三朝的经学博士状况，都进行详细的考辨。

一部两汉经学史，实半部是《春秋》学史。程先生认为，刘向、刘歆主持校中央政府典藏群书，中以五经为最要典籍，旁及诸子百家及诗赋等文艺篇集，足徵朝廷宠重儒经，但未禁百家言，典藏其书。

在《汉经学史》中，基本的学术关怀是两汉的经学盛衰，而表现这种盛衰的主线，是今古文之争。因此，本书的卷一秦季汉初经学史、卷贰汉文帝、景帝两朝之经学、卷叁两汉之民间古文学、卷肆汉武帝朝之经学、卷伍汉昭帝、宣帝及元帝三朝之经学、卷陆汉成帝、哀帝、平帝三朝之经学、卷捌经学极盛时期——汉光武、明、章三朝之经学、卷玖经学衰微时期——汉和帝至献帝世之经学，这些不同的阶段，构成了汉代经学史的时间轴。《汉经学史》列刘歆之后的今古文之争，即汉代第三次争议，是光武帝时期争立《左传》、费氏《易》，程先生所列史料翔实，辨析清晰。今古文之争，是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基本背景。盖自立五经博士之后，政治的基本价值确立，今古文经学的争论，实质上便是政治基本价值的争论，背后是对什麽是好的政治，什麽是好的生活的认识。第二种方式是以经书为纲，此以刘师培的《经学教科书》、甘鹏云的《经学源流考》为代表。

程元敏先生在《汉经学史》中，以前人之论为基础进行了澄清。欲思想统一，必先学术统一，孔子之道、六艺之科者，最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，故凡不在儒家六经、孔子之道，皆当绝去，然后法制确立，仕知所守，统纪一而民知所从矣。

而《汉经学史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对五经博士、十四博士之具体所立，制度演变，皆详加考证，描述了五经博士到十四博士的演变过程。程元敏先生详考三书所述，以为郑君之作，《春秋传》之外，别援《礼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孟子》、纬书，故能义据通深，令强敌俯首至地。

不惟西汉，东汉亦然，程先生观察到：范升、李固廷对，相率称表五千文，翟酺疏谏，不遗《庄》《老》，而光武、安、冲三皇见之，不谓异端而加斥。这都是极为精确的观察。

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，百年以来聚讼纷纷，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既尚未曾确定，对此一事件的态度更加各持己见。…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，永平之初，年且九十，家于南山，能通其读，颇识其说，郑众、贾逵往受业焉。观《艺文志》，即可知其说之不然……其民间之收藏秘府。《汉经学史》一书对大量经学问题，进行了甚为深刻的考察。

今条别之，可分十二类。然观东汉经学之形态，《白虎通》本身所述内容，似因五经十四博士虽有师承，而各自名家，遂致今文博士内部异说纷起，不得已乃由皇帝召集会议，称制临决，因此，《白虎通》无论爵、号、谥、祭祀、礼乐诸方面，皆为今文家说，偶有援引《周官》之文，皆无关此书义理制度之大体。

这种转相发明，是以经、传互相解释，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，又发明传文义理。而为了将汉代经学史做全面的叙述，本书的叙述方式，是时代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。

二 有汉一代，经学由昌明而至极盛，及至魏晋，虽然思想主流转为玄学，但经学作为治国纲领的地位，从未改变。如果将谶纬学分散在各个年代，则无法充分呈现其影响。

在《汉经学史》中，程元敏先生认为：今古文相争，苟祗以区区文字殊异，决不致如此剧烈，且相互攻击，历数百千岁而不息也。然古圣先哲思想之流传，实武帝之功。刘歆之于《左氏》学，首次以经传互相解释，完全改变了《左氏》旧貌，也改变了《春秋》经旧貌。是刘歆之于《周官》贡献有五，一曰发现《周官》，二曰以《周官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，三曰以《周官》为礼经，四曰新莽朝置《周官》博士，五曰以《周官》教授弟子。

根据背景、参与人员、决议所引古文内容，《汉经学史》把白虎观会议视为今古文经学之争。而甘鹏云的《经学源流考》则以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四书》等书籍为纲领，每一书之下，叙述自周秦、两汉到清代的学术源流。

一旦开始将经文、故事结合在一起，《左氏》叙事之繁富，便可能为简洁的《春秋》经文提供巨大的解释空间。又如本书讨论汉世今古文经学说经玄理化问题，竟备列五十九家，始于武帝时期的曹羽，终于高诱，每一家皆介绍其经学成就，以及受老学、庄学影响情况。

面对此数百年间的经学盛衰，如何提纲挈领，抓住主要思想脉络，是对经学史写作的最大考验，更是衡量一部经学史所达到高度的主要标准。程元敏先生的《汉经学史》，总体上是以时代为纲领。